▲ “严格公正地说矿产资源开采并不完全等同于矿山生态环境破坏,很多矿产资源开发不仅没有破坏区域生态环境,还改善了环境。”
▲ “矿山生态修复要走‘开发式治理、市场化运作’之路,实现有投入有产出,形成产业化。”
▲ “随着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也许未来矿山生产的主力会是机器人。”
在2020年全国绿色矿山遴选工作启动之际,绿色矿山推进会、生态修复推进会和绿色矿山网、开发矿业网近日联合主办“开发矿业云学院——2020对话绿色矿山”直播活动。中国工程院院士、绿色矿山推进会名誉会长武强,中国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关凤峻,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副局长潘树仁,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研究员陈从喜,自然资源部矿保司孙永超,亿利资源集团常务董事兼高级副总裁赵晋灵,绿色矿山推进会会长史京玺、副会长安月阳等嘉宾以绿色开发的实践,聚焦绿色矿山建设的难题问题,深入探讨并给出解决之道。
绿色矿山建设推进矿业高质量发展
武强院士表示,新时代对矿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但当前我国主要矿产资源查明资源储量增长乏力、矿山规模和产品结构不尽合理、创新能力不高、市场投资环境缺乏吸引力等问题依然突出,因此必须以绿色矿山建设推进矿业高质量发展,打造新时代矿业发展的升级版。
对此,武强院士提出如下建议:一要落实矿山企业主体责任,用绿色矿山建设的标准来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等各项活动,使绿色发展贯穿于矿山规划设计、建设施工和生产运营全过程,打造新时代矿业发展的新模式。
二要用足用好绿色矿山激励政策,在资源配置上予以优先考虑,在税费政策上给予优惠,在投融资方面给予支持,激发矿山企业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全面形成有利于绿色矿山建设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
三要支持建设集矿产勘查、开发、冶炼加工、综合利用、销售物流、对外合作、环境保护等一体化的矿产资源产业基地,调动社会资金积极性,带动地方经济有序发展,促进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与此同时,调整资源的勘查结构,稳妥有序抑制勘查过剩的矿产勘查,并创造条件促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矿业高质量发展的起点。
四要加快形成形式多样、互利互惠、各尽其能的技术创新体系,提高技术水平和资源利用水平,有效降低成本,为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坚持创新驱动,提升矿业技术装备水平,推进深部采矿和智能矿山建设。建设“产学研”创新平台和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利益共同体,开发重大共性关键技术,以及适合我国资源特点的低品位矿、复杂共伴生矿、难选冶矿的高效利用技术,突破一批尾矿等废弃物高值利用的技术,研发精细化产品的加工技术和应用技术,解决好经济发展资源保障问题。
五要充分调动市场各类主体的积极性,形成有效竞争的勘查开发新局面;统筹兼顾国家所有者权益和企业经营权益,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权益金及其配套制度,降低企业负担,增强发展的后劲和动力,提高应对市场风险能力。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矿业资本市场,对矿产勘查、矿山建设、矿产开发全周期给予多渠道金融支持。
矿山生态修复要坚持开发式治理、市场化运作
我国矿山生态修复历史欠账多、问题积累多、现实矛盾多,且面临“旧账”未还、又欠“新账”的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财政投入不足,市场化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缺乏激励社会资本投入的有效政策,资金问题已成为矿山生态修复的制约瓶颈。
关凤峻一直主张,矿山生态修复要走“开发式治理、市场化运作”之路,实现有投入有产出,形成产业化。具体的投资主体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矿业企业;一个是非矿业企业,即社会投资。
他建议,建立并完善矿山生态修复治理投融资模式。
一是完善矿山企业投资模式。在修复治理初期政府直接出资支持补助历史遗留的废弃矿山的修复治理是必要的,但随着绿色矿山全面建设,历史遗留修复任务基本完成后,显然投融资的主体应该是企业。为使矿山企业投融资模式稳定可持续,首先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把矿山建设方案和矿山生态修复治理方案编制好,至少要达到正规矿山建设可行性研究阶段水平。其次,计提的比例和修复治理费用预算,经过一个时期运行要尽早总结规律,研究制度相关的标准规范。再次,要允许鼓励矿山企业走开发式治理之路,着眼于在修复治理矿山生态环境过程中直接获取经济效益,引入投资合作、开发新产品、多种经营、变废为宝,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同等价值的互换。最后,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加强监管,努力提高企业实施绿色矿山建设、修复矿山生态环境的自觉性。
二是吸引鼓励社会资金投入。我国矿山生态修复治理目前还处于初期阶段,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据相关机构调查测算,全国历史遗留矿山环境问题治理费用需要6082亿元。繁重的任务和海量的经费需求都要求必须建立完善的投融资模式,这样才能支撑起良性的生态修复治理工程。要深入研究现有资金投入情况,解决存在的问题,找到修正完善的路径。政府出资模式是必要的,但经过多年实践发现存在两方面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与修复治理需要相比,政府出资终究是杯水车薪,远远满足不了需要;二是单纯的政府出资只注重修复治理效果,不能形成投入产出模式,修复治理效果不能维持长久。同时,企业出资模式还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完善的投融资模式不单单是政策制定的任务,各类主体对相关规则的普遍认可及共同遵守,更是完善投融资模式形成的关键。
现有的矿山生态修复治理投融资模式大多来自工作实践中的探索,在修复治理初期阶段专门从投融资角度研究考虑问题的还比较少。进一步完善投融资模式,不仅要完善有关的体制制度,更要以安全、顺畅、有保障的投入产出模式为基础。
赵晋灵也表示,要创新矿山修复机制,形成对社会资本进入矿山生态修复的政策鼓励和有效激励。围绕自然资源部提出的构建“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开发式治理、市场化运作”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新模式,不断创新,推出典型案例,总结模式,在全国推广。
矿山生态修复需用多种技术手段
从总体上看,我国矿山生态恢复和复垦方式还比较简单,粗放的开发方式对矿山地质环境造成的影响依然严重,地面塌陷、土地损毁、植被和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依然突出。
当前矿山生态修复技术主要包括利用物理、化学、微生物或植被修复等方法进行毒性处理或污染治理,并通过更换土壤、引进微生物、种植固氮植物等方法改良土壤基质。对于情况比较复杂的矿山,需要运用多种技术手段联合修复治理。
陈从喜分别介绍了物理处理、化学处理、植被修复、微生物修复。
物理处理是对矿山生态进行前期的生态修复,主要采取掩埋和填充等方法,以提高矿山地表景观区的稳定性。例如,对矿山边坡进行稳定和加固处理时,由于长期的开采导致矿山边坡稳定性较差,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因此需要对矿山边坡进行稳定和加固处理,需要相关人员对矿山进行全面了解和分析,明确矿山目前的损害程度,以及矿山今后可能诱发的问题,最后根据分析的结果制订相应的治理方案。
化学处理则是利用稳定剂来处理尾矿。但这种方法极易造成生态污染,且整体成本略高,不适宜大规模使用。
植被修复是根据矿山土壤情况及土壤肥力等合理选择植物种植。目前,许多矿山或废弃矿山的土地为裸地,地表无植物或存活量较少,土壤内部微生物存活率较少,生态环境修复效果不好,植被存活率极低。对于不宜直接种植的矿山,可进行覆土种植,保证覆土的厚度满足植被的生长。
微生物修复主要是运用微生物对重金属的溶解,使得微生物能够利用有效的营养和能源,在土壤滤沥过程中通过分泌有机酸络合并溶解土壤中的重金属。在修复的过程中,一定要对矿山土壤中原有的微生物进行了解和分析,以免出现生态结构遭到破坏等问题,进而保证矿山土壤植被能够健康生长。
赵晋灵认为,矿山修复还要注重后期的运营维护以及可持续发展。矿山修复在规划阶段要从战略高度上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根据项目的特点和区域发展规划要求,导入生态产业,使生态效益更加有效地转化为经济效益,打造新型生态产业链,培育地方新的经济增长点。
为绿色矿山建设做好技术保障
“自2016年以来,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在煤矿开采沉陷控制、煤基固废(煤矸石、粉煤灰、气化渣等)处置、保水采煤、高矿化度矿井水处理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特别是新型覆岩离层注浆、煤基固废无害化处理、矿井高矿化度水回灌三项创新技术均填补了国内空白。” 潘树仁表示,对于工业“三废”处理,如煤矸石、粉煤灰、气化渣、矿井水等,现在没有明确统一的政策要求,国内各地的环保要求也不尽相同,缺乏规范标准支撑,亟须明确政府管理归口和行政审批程序。
当下热门的5G技术具有高带宽、低延时的特点,对于矿山而言更像是信息传输的高速公路。当前,国内矿山大力推广的铲运机、运矿卡车和电机车等无人驾驶系统都需要5G技术做支撑。
安月阳表示,智能矿山未来的生产模式一定是朝着少人化和无人化方向发展,瑞典的基律纳铁矿已经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发展越来越快,采矿技术和采矿工艺也在发生深刻的变革。随着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未来矿山生产的主力也许会变成机器人。
安月阳认为,要想完全实现无人矿山的终极目标,还需攻克无人驾驶技术、矿山机器人技术、采矿工艺等诸多难题。伴随着矿山进入深部开采,新的问题也会不断涌现,所以尚无法确定具体的时间进程。
至于很多矿山企业关注的智能矿山投入和产出比。安月阳表示,很多智能矿山技术的应用不会马上产生直观的经济效益。比如,铲运机无人驾驶远程遥控出矿虽然目前还比不上人工出矿的效率,但远程操作首先带来的就是安全效益,其次可以大大降低设备因人员操作不当产生的维修费用。此外,未来矿山进入深部开采后,通风制冷成本会越来越高,如果采用无人驾驶技术,井下操作人员数量会大大减少,从而大幅降低井下通风和制冷的投入费用,这些隐性效益都值得关注。还有当前矿工招聘难的问题,伴随着70后矿工的退休,很多80后、90后年轻人因为工作地点偏僻、环境差不愿意到矿山工作,这些客观原因也倒逼矿山企业必须走智能矿山发展之路。□
来源:中国矿业报